然而，该原则授权政府在没有结论性证据的情况下，就采取措施来预防风险的发生，这必然导致措施与目的之间的实质性关系难以证成，比例原则的适用缺乏基础：比例原则的适用需要关于风险程度、规制措施效果、规制措施成本等方面充分的信息，法院才可能有效衡量，而大量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没有充分的信息判断比例原则是否得到满足。

共和人民本有种种自由权利，若设置平政院则人民必将失其保障，而自由权且为平政院所褫夺。盖所谓司法独立者，实为立宪国之通例，今欲行政诉讼归入之，恐司法方面受行政上种种方法破坏之结果，因之独立有所摇动。

在二读会发言中，苏毓芳认为，行政诉讼如属于法院，则遇有最高行政官吏有违法处分时，人民究竟应于上级法院起诉，抑应于下级法院起诉乎？如于下级法院起诉，则体例不合，如于上级法院起诉，则又有越级之嫌，反使人民无所适从，致失却相当之保障。此一观点的产生是因其对行政诉讼与诉愿的关系及诉愿性质的认识错误而导致的。现在吾国司法官吏之智识恐在于司法方面有余裕而行政方面未见其明了也。平政院管辖落落数端，大陆诸国多取列举规定，决不发生积极冲突，如未划归平政院之事件，自应属诸司法裁判，亦无消极冲突。另设行政诉讼机关然后对于行政诉讼之研究方能精确，于人权之保障方能完密也。

此系平民政治失败、贵族获胜所得之结果。辩论双方所持观点中对行政诉讼、诉愿及平政院制度的误解，虽未对双方主张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误解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双方论点及结论的说服力。普通法的制衡模式，由普通的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李本认为在欧盟人权领域这一进程正在行进。公开实际上是一项受到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与宪法价值。(111) 第二波发生在19世纪末期，不过较少直接地强加，目的是为了回应国际贸易的增长，正如前面所述，在这一波当中欧洲大陆的模式更有影响。⑩ 以略有不同的方式来说，行政法要求官员服从法治，规定行政组织内部的行为。

(63) 但尽管这些专家关注的是职责与责任性，但是欧盟委员会随后在《欧洲治理白皮书》(64) 中的回应是，挑选出五项善治原则作为欧盟治理的基础：公开、参与、责任性、效率与连贯性，不过赋予了责任性非常狭隘的含义。(30) 有关这种后果，see variously: Aronson,A Public Lawyer's Responses to Privatisation and Outsourcing, in Taggart (ed.),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Freedland,Government by Contract and Public Law, Public Law, 1994, p. 86; Freeman,The Private Role in Public Governance, 75 NYU L Rev, 2000, p. 543; Daintith,Contractual Discretion and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 Unified Analysis, 68 MLR, 2005, p. 554。

而更倾向于多元主义与多样性。(61) 这最终导致了桑特（Santer）为主席的欧盟委员会集体辞职，参见C. Harlow, Accountabi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3～57; Tomkins,Responsibility and Resignation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62 MLR, 1999, p. 744。联合国制裁委员会（负责将被认为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和组织列入黑名单，以便冻结他们的财产）的决定在欧洲初审法院遭到了抨击。⑨ 这可以被视作西方政府制度与政治理论内部的孪生理念的长征，从此作为法律秩序的支配性原则融入全球与跨国的治理制度当中。

(135) 他乐观地认为，通过创造民主协商的空间，全球行政法有助于创造一个政治社会。(81) 参见一项全球性调查研究：S, Guinchard(et al.), Droit processuel, Droit commun et droit compare du procès, Dalloz-Sirey, 3rd edn., 2005。(33) 这些是我们应当谨记的原则与价值。(45) Craig,Formal and Substantive Concep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ublic Law, 1997, p. 467.(46) 2 J Int'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59), at pp. 7-43;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Principles and Definitions(1966).(47) Weiler,The Rule of Lawyers and the Ethos of Diplomats: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gitimacy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载www.jeanmonnetprogram.org/papers No.00/0090(Part Ⅲ)。

(72) 实际上，为保护私人权利和利益而确立的古典行政法制度，实际上可能会把政府信息归为私人财产，公众无权取得。从人权文本中的坚实基础出发，以人权的名义主张正当程序标准具有普世性只是小小的一步。

(59) 新公共管理的潮流迅速席卷了整个英语世界，并且在欧洲取得了某种成功，(60) 但是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推动下，则一直具有一种国际性的维度。如果缺乏一种由法律构成的高度精练的社会利益（体现为民事财产权）、合同与侵权法以及法院的正式裁决机制，实际上很难想象市场。

跨国或全球司法治理的权威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如卡塞斯所说，其裁定能够深入到国家的法律制度当中。这一部分着重强调了本文的一大发现：出自这些不同渊源的诸原则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重叠，这可以作为全球行政法律制度的初步基础。(102) Teitel,New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Law: Compara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117 Harv L Rev, 2004, pp. 2570～2593.(103) Cases T-306/01 and T-315/01, Ahmed Ali Yusuf and A1 Barakaat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and Yassin Abdullah Kadi v. Council and Commission, 21 Sept. 2005.(104) Taggart,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p. 4.(105) A. Aman Jr, The Democracy Defici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O04, p. 136.(106) Bell,Mechanisms for Cross-fertilis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Europe, in J. Beatson and T. Tridimas (ed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Public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8.(107) 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主办了一个国际议会监察专员协会，有关该协会的公告与信息可访问www.law.ualberta.ca/centres。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利用的发展空间正在急剧缩减，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满足于比较低廉、足够好的治理（good enough governance）就是必要的，甚至是更可取的。(77) 关于美国限制虾类及虾类产品进口案，见WTO争端解决结构报告，WT/DS58/AB/R(12 Oct. 1998)，载www.sice.oas.org/DISPUTE/wto/58abr.asp。(88) 也许正如波普·威尔所述，如果一项原则可能导致法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将国民作为给予或拒绝给予其好处的恳求者，(89) 那就是过分地限制。

(19) 行政法要求政府与行政机关遵循合法性的界限，或特别是在美国行政法中，不能超越被授权的范围。这样一种全球行政法的制度是否真的正在形成？如果是，我们想要它吗？就像国内的行政法制度总的来说是自由发展那样，是否应当任由全球行政法独自发展，而可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不可避免的交叉影响？或者是，应否有意识地促进全球行政法协调一致（harmonization）的进程？现在使一般原则法典化的时机是否已成熟？如果是，那么主体应当是国际的行政机构、法院——伴有司法治理的危险还是学者，其中有人已经积极推动宪法的国际化或者国际法的宪法化？还有就是存在可以法典化的素材吗？换种方式说，是否存在普遍承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合理地作为这一方案的基础？最后，全球行政法的适当领域在哪里？作为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的一种，全球行政法是否且应否只在全球层面运作？就像那些人权律师通常所鼓吹的那样，是否应当鼓励这些原则侵入国内的法律与宪法领域？如果是，那怎样执行？本文讨论的是原则问题，以及这些能够确认并汇集到一起的原则是否能够作为全球行政法的基础。

这在各种作为欧盟宪法的条约中就得到了体现，并且在《欧洲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的序言中得到了概括与重申，它申明欧盟是奠基于民主与法治原则的。聚集于联合国与欧盟委员会周围的那些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的情境显然不是这样的。

卡塞斯在讨论现在冲击国内行政法的繁杂厚重的国际监管规范时，认为其至少是一个或然的事件。以及Cassese,Shrimps, Turtles and Procedure: Global Standards for National Administrations, p. 325。

(82) M. Bayles, Procedural Justice: Allocating to Individuals, Massachusett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0.(83) R v Lord Chancellor ex p Witham[1997]2 All ER 779, at pp. 783～784.(84) 参见Richardson,The Duty to Give Reasons: Potential and Practice, Public Law, 1986, p. 437。(22) 不过，法典化通常会为司法化提供强大的刺激，表现为通过强化司法审查的方式重申司法至上。这是一种对抗性的且正在迅速扩张的价值渊源，但只是在其程序性质范围内才是如此。抛开实践，仅从理论上讲，英美法上的委托授权体制与法国体制不同，关于此种差异，参见Lindseth,The Paradox of Parliamentary Supremacy: Delegatio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in Germany and France, 1920s-1950s, 113 Yale LJ, 2004, p. 1341。

上诉机构裁定，这种介入在美国已经采取的尝试和有限的范围内是可以承认的。重申一遍，在大部分制度中，行政法已演变为主要关注程序。

(102) 或许我们能够赞同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刑事程序权利法案。当今，正如博格纳姆所述，参与在全球层面成为一项集体行动的权利。

但是随着正当程序权利在人权文本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其范围也在稳步拓展。原因是作者最初文章为九部分，但发表时，编辑做了删减，由此造成章节数字上的混乱。

(127) 再者，像国际奥委会或者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国际体育组织的程序，也趋向复制英美的正当程序规则，而这些规则是那些与最强大的国家和国际机构共事的运动员所熟悉的。(85) 同样地，在法国行政法当中，首要的关注是合法性与辩护权。正当程序权利体现的是古典法治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溯及既往原则、公正或独立的法官，公平审判的关注，已经进入了现代的人权文本。(75) Harlow,Towards a Theory of Access for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12 Yearbook of European Law, 1992, p. 213. 还可参见相关案例Case T-177/01 Jégo-Quéré et Cie SA v. Commission [2002]ECR Ⅱ-2365; Case C-50/00 Unión de Pequenos Agricultores v. Council [2002] ECR Ⅱ-2365; Case C-263/02P Commission v. Jégo-Quéré et Cie SA [2004]ECR 1-3425。

他们是在民主赤字的厄境中进行操作，市民社会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是被边缘化。然而，在欧洲法院最近的一项判决中这种想法却遭受了挫折。

在美国，所谓成功的判决很大程度上是短暂的(74)，而欧洲法院的司法理念则是非常不愿意扩大诉讼资格规则。在欧盟也存在相似的限制，参见Harlow,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Transparency as Administrative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2 Cambridge Yearbook of European Legal Studies, 1999, p. 285。

(52) Leftwich,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14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3, pp. 605～611. 也可参见Grindle,Good Enough Governance: Poverty Reduction 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7 Governance, 2004, p. 525.(53) Ibid., at p. 609.(54) Ibid., at p. 605.(55) D. Held and A. McGrew,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2002), at pp. 131～132.(56)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1995，在该书第66页，指出民主与正当性和实效性相关，法治被称作行政管理的价值标准。然而，现在欧洲法院在Johnston这一典型案件中已经采纳了诉诸法院的原则并将其宪法化，(86) 裁定在涉及欧共体法时，禁止国家法律中的排除条款剥夺法院的管辖权，同时法国在Heylens案中不得不向欧共体法律让路，(87) 该案确定了：①在行政诉讼中有效司法保护的一般原则。